）英文摄影集的发现与补藏为例，简介该书基本内容、艺术形式与文本特色，尤其是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为之撰写的“简介”，论述此书对于《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特殊价值，由此引申探讨海外文献补藏工作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及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工作的意义。 笔者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负责文学、艺术类英文图书及部分海外中国学文献的补藏工作。由于自身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小说英译，因而对相关文献较为关注，日前在国外网站浏览《红楼梦》英译本时，发现了一部奇特的图书。书名为《石头记：一部对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的摄影阐释》（Story of the Stone: A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摄影者、编者、设计者均为夏威夷摄影师Linda Ching。从书中的出版信息来看，该书1997年10月由编者自印精装版，首印于；1998年，美国“十速”出版公司（Ten Speed Press）印刷出版平装本。[2]该书同时面向、、、南非、东南亚及欧洲市场发行，按常理讲不应寂寂无闻；况且近年来《红楼梦》英译研究日渐升温，国内学人对中国港台、英、美、澳等地区和国家的出版物也不乏了解，这本书却几乎无人提及；以海外中国学文献为采访、收藏重点的国家图书馆也无该书馆藏。这是比较令人费解的。细考此书，颇有引人瞩目之处，尤其放在《红楼梦》英译和译评研究的背景下去看，其价值更为彰显。因此，下文先对《红楼梦》的英译情况简要交代，以成书的英译作品为主，兼及国家图书馆在这一专题方面的馆藏及补藏情况。 《红楼梦》的英译最早开始于181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的部分内容，附于一封书信之后，不过该信并未发表，这段摘译也无人得见。1816年，马礼逊编纂出版的中文课本中又选译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的部分内容，由此开始了这部小说在英文世界中的。[3] 此后多年间，英国汉学家德庇时（Sir J. F. Davis）、罗伯聃（Robert Thom）、包腊（E. C. M. Bowra）、翟理斯（Herbert Giles）等陆续都有节译内容发表或出版。到了19世纪末，英国驻华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出版了两卷本的《红楼梦》节译本（1892），内容为前五十六回，出版商是必发图书公司。乔利计划翻译全书，但未完成即去世。值得一提的是，乔利译本近年来出了多种新版，以2010年的Tuttle版质量最佳，两卷合一，正文之前添加了著名汉学家、《红楼梦》闵福德（John Minford）的一篇长文，系统梳理了《红楼梦》在英文世界中的早期情况，是译介史上的一个回顾，对后来的研究者已产生一定影响。[4] 早期的这些译介工作多为个人行为，值得钦佩，但在并未引起较大影响。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王际真的《红楼梦》节译本出版，正文前有英国著名翻译家、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所作的一篇序言。这部小说在英文世界中才渐渐为人所知。此后多年间，虽然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红楼梦）与霍克思（David Hawkes）、闵福德合译的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两部全译本相继出现，迄今为止，《红楼梦》的英译名，最为人熟知的，仍是王际真节译的The Dream of Red Chamber（《红楼梦》）。 二十世纪中期，1958年，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出版了一部582页的《红楼梦》节译本，系由库恩1928年的德文节译本转译而来。同年，王际真也修订了第一版节译本，增补了近一倍的内容，重新出版。到了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英国企鹅公司和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霍译本和杨译本这两部全译本，《红楼梦》的故事才开始完整地呈现在英语世界的读者面前。（另：杨译本的部分内容1986年以节译本形式出现，系从全译本中截取部分内容而来。[5]这一节译本在国内流传不广，但在海外汉语教学中时或用作中文教材，还是值得关注的。[6]）直到近年，学术界才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出现了一部《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是彭寿神父（B. S. Bonsall，又译邦斯尔），不过该书未能正式出版，影响有限。彭寿译本打字稿由大学收藏，电子版有相关网页可供浏览。[7] 以上所述均为以文字形式为主的图书。以图像形式为主的，在Linda Ching一书之外，《红楼梦》英译中可见的只有2010年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与Better Link Press联合出版的《孙温红楼梦绘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As Portrayed Throu邻家小妹让我欲罢不能gh the Brush of Sun Wen）。书中有红楼场景的230帧绢本绘图，清代画家孙温所绘，配有《红楼梦》英文，Zhou Kexi编辑，为Qian Ren and Dorothy Zhang。而以摄影形式为主、辅以英文，向读者介绍《红楼梦》的图书，本文所述的“石头记”为笔者所见所闻之第一部，也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一部。 简要了解了在较有影响或较有特色的《红楼梦》英译成书作品之后，可以梳理一下国家图书馆相关图书的馆藏情况。据笔者查询所知，上述各种成书英译本的主要版本，国图的馆藏还是比较丰富的： Ø霍克思-闵福德全译本：企鹅版五卷，1973-1986年出齐，有馆藏。印第安纳大学精装版五卷，1979-1987年出齐，无馆藏。 Ø杨宪益-戴乃迭全译本：外文出版社三卷，1978-1980年出齐，有馆藏。据此而来的1986年节译本，无馆藏。 这样看来，以文字为主的《红楼梦》英译图书，需要补藏的主要是霍译本的精装版、杨译本的节译版和乔利译本的2010年单卷本新版；而以图像为主的，则是本文开篇所述的“石头记”。下面对此书的情况略作介绍，其价值则庶几可见。 了解到《红楼梦》从早期到新世纪以来的译介背景之后，再回来看这部仅诠释了原著中前五回内容的图文并茂之书，大概能对它的意义多几分了解。 此书篇幅不长，只有一百三十多页。方形开本，装帧是底色，封面上金色英文标题STORY of the STONE，英文上方是无色凸印的中文标题“石頭記”。中英文字下方一帧服饰鲜明的古装女士头像，珠钗绣衣，手捧玉石。从内文来看，版权页和目录做成对开，底图是朦胧的秋香色晕染背景上烘托出的大枝白海棠，令人一望即可联想起大观园中的“海棠社”，以及怡红院中的“女儿棠”。后文的图片以影印的《红楼梦》诸稿本中内容相对较为完整、较为接近原著面貌的庚辰本十五回文字开始，朱墨离披，引领起后面一页页铺陈开来的红墙碧瓦、飞檐斗拱、紫藤垂柳、灼灼桃花，中国古典园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石头记》勾勒出的一个关键框架——一百二十回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的前五回。……这部小说已经译成英文，不过对于读者而言，要领略到作品的整体魅力依然十分困难。……人们相信最精妙的思想是不能形诸言辞的，因为往往意在言外。此外，自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传达中，许多微妙之处和深层意义都可能丢失。我摄制出这些画面，期望能够以英文翻译未能达到的一种方式，来帮助人想象出曹雪芹这部经典著作的恢弘瑰丽。[8] 从书中“致谢”可见，此书是与夏威夷大学、大学、一家影视工作室等机构诸多人员合作的结果。编者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而来到，探寻与小说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并且对杨宪益、周汝昌等资深研究者做了，还征得杨宪益允准，在行文中套用了杨译本的多处文字。 从目录来看，全书除了作者前言和一篇“简介”之外，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做梦者的回忆（REFLECITONS OF A DREAMER）；石头记（STORY OF THE STONE）；泪债（A DEBT OF TEARS）；太虚幻境（LAND OF ILLUSION）；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基本交代出补天遗石幻形入世、绛珠草与神瑛侍者的渊源、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领略“红楼梦曲”等关键情节。书中的文字特色确如编者所言，除了第三、四、五部分的章节标题处引用霍克思译《石头记》第一卷中的文字以外，其他诗词和大部分叙述文字均摘自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加上作者自己撰写的部分介绍性文字，成为一个独特的拼贴本。 这部别致的图书在影响如何，尚待考察；不过从图书本身的信息可见，它是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肯定的。以曹雪芹家世考证著称的《红楼梦》研究者周汝昌为此书撰写了推荐语，排在封面函套上三种荐语之首： 祝贺你！你的艺术作品让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和享受。你创作出一个丰富的世界——一片充满东方氛围、味道与芳馨的天地。 国内学者赞赏外籍艺术家对《红楼梦》的，乃至为之题写几句荐语，并不足以为奇；值得关注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与此书的关系。两位先生是首部《红楼梦》全译本的，也是对《红楼梦》的版本与艺术特色、文学价值了解深透的研究者。杨先生不仅慨然允准Linda Ching直接采用了杨译本的多处，还专门为此书写下了一段“简介”。这篇对“石头记”的简介不足千字，相较于英文中其他许多对《红楼梦》的评介而言，既不详尽，也无特出之语；但却关系到《红楼梦》译介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杨译本的对小说原著的评价与态度——这就值得细究了。 据笔者统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红楼梦》全译本问世以来，截至2014年7月底，国内以杨译本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章已有五百余种。不过，绝大多数文章只是针对全译本中的片段文字或语言文化内涵的某一方面来谈，整体性的解读与评价较少，对《红楼梦》原著版本的复杂情形及其相关的英译本底本问题关注更少，基于底本问题来探讨主体性的则愈加少见。 先来简述一下杨译本的底本问题。根据杨译本责编多年后的回忆，杨译《红楼梦》并非自定的选题，而是当年外文出版社的一个项目，从项目的设立、底本的选择到翻译中采取的一些具体译法，单位都有明确，不得自主；而外文社选定的底本，前八十回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有正本，后四十回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程乙本。[9]这和杨译本第一卷出版说明中对底本的交待一致，但杨译本的审定者，《红楼梦》的资深研究者吴世昌对此却持不同说法。杨译本出版不久，他就在《读书》上撰文，说明杨译本前八十回底本是庚辰本，后四十回底本是程甲本。[10]而杨宪益在接受《》海外版时的说法也与吴世昌所言相符，与英译本的前言相悖。[11]此后多年间，杨宪益与吴世昌两位先生基本没有就此问题再发表过只言片语。 版本问题历来是《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原因主要在于原著前八十回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传抄本，无一完整，并且各抄本的内容之间歧异重重；程伟元、高鹗“补足”后四十回，出版程甲本、程乙本，这两种刻本的文字也存在多处差异。牵涉到杨译本前八十回底本问题的有正本与庚辰本，各回文字之间的歧异也不在少数。后来的翻译研究者或对原著的版本了解不足，或因考辨困难而核校不清，对的评价出现了许多误读，由此，对的文化立场、翻译等等也因而语焉不详或出现误判。 对此问题提出过明确意见的，首推杨宪益的妹妹，英美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杨苡，再就是致力于《红楼梦》翻译与译评研究的洪涛和范胜宇等人。杨苡曾言及杨宪益翻译《红楼梦》初期对她诉苦，直言翻译《红楼梦》是一个“很讨厌的活儿。”[12]洪涛探讨杨译本的底本问题时，也认为杨宪益对底本关注程度不够，并且原因在于对原著的态度： 杨译《红楼梦》，不是出于自家挑选，本人没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杨宪益自己明说《红楼梦》他“看不下去”。雷音的《杨宪益传》，记载杨宪益的线] 洪涛指出了杨译底本不是由自行选择，但杨宪益对《红楼梦》的主观感受是否糟到“看不下去”则是另一个问题。范文中提出“杨宪益选择的”有正本，倒确实是。不过无论如何，在翻译中的动机与立场不应凭来判定。要查考这个问题的究竟，还是需要厘清杨译底本的真实面貌，以此为据，才能切实推断出的“能为”、“不能为”与实际“所为”。 笔者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通过对杨译本与有正、庚辰两种影印本的全文对照细读，已基本确定：杨译前八十回是以有正本为第一底本的基础上，大量参照庚辰本修订、增补而成，凡两种底本此有彼无之处，尽量内容的完整丰富，内容互相歧异者，则根据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对《红楼梦》文学内涵的理解，择善而从。吴世昌与杨宪益两位先生在出版初期的陈述，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据笔者统计，综合篇章结构与具体行文内容来看，原著前八十回两种底本的歧异之处，单回之内，少则十几例，多则数十例。歧异数量上的不等，首先源于《红楼梦》原著各章回的内容多少不均，同时也与各底本文字在过录或修订中抄手的笔误及流传中的脱落散失不无相关。纵览八十回的统计，越往后的章节歧异越多，第七十八回更达近百处。这样从头至尾系统核校与修订的工作量，再考虑到在当年社会历史背景下面对的重重桎梏，如果不是出于对原著文学与社会价值的认知及尊重，一来不必为之，二来也是难以完成的。不过是不言，一般读者不察，寄寓在煌煌三卷译本中的深意无人得知而已。 除了英译《红楼梦》，杨宪益还就原著中的一些文化细节问题撰写过小文章。[15]不过此类文字不多，也难据以说明他对原著的整体认知与态度。笔者查找相关资料多年，直到从事海外中国学文献采访工作之后，才在英文出版物中看到以往未能了解的文献：杨先生为Linda Ching这部“石头记”摄影集撰写的前言。篇幅不长，却是迄今所见杨先生留下的与《红楼梦》直接相关的最后笔墨。文献难得，全文直录于此，以资参考： Linda Ching女士对《红楼梦》前面几章内容的阐释性艺术“翻译”，为这部作品单纯的“太极”形式增添了一种恰切的阐释：真正是小说的一种缩影，不过是通过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纯粹冲突所构成的氛围来传达的。通过她的艺术创作，我们能够想象出中国古典园林的美丽与光彩，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纤弱秀雅——悲剧式的伟大化成实实在在的形象。艺术家“描绘”了一个现在只能在梦中忆起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悲剧性的脆弱。希望您能像我一样喜爱这份向曹雪芹致敬的精美作品，甚至能受此书鼓舞，去阅读、欣赏书中描摹的那部伟大的文学原著。[16] 此文撰写于1997年，距离他们三卷本的成书出版已近二十年。译作出版初期的喧嚣与纷扰渐趋无声，当时戴乃迭先生尚健在，杨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应该是相对平和的。对那个“只能在梦中忆起的世界”，“那部伟大的文学原著”，他的认知与感情，不言自明。 海外文献的补藏是一项兼具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工作。采访人员若在平时工作中时刻保持补藏意识，“妙手偶得之”是一种状态；若能对某些学术课题多一些深入了解，从专题文献的搜集出发，有的放矢，顺藤摸瓜，创建一定的资源专目，则是另一种状态。两种状态都是正常的工作情形，不过后者的主动性相形之下要高一些。从《石头记》一例可见，文献采访工作中应该具备一定的学术史意识，大旨求全，首要求精，做好补藏。 另一方面，与中国学相关的文献补藏，在当今国家政策空前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有着更为实际而深远的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语言文字、诗词书画、饮食医药、服饰器具、园林花木……都是民族与民族文化的具体载体。要通过他民族的语言来介绍这林林总总，需要大批学者、踏踏实实的多年努力才可逐渐落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能够多方借鉴域外学者几个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达，应该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从这一角度而言，业界人士更应加强外语世界中与中国学相关的散佚文献的搜集与补藏工作，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切实履行图书馆工作者“为书找人，为人找书”的职责。 数字出版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第五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