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主人公聂致远有很多纠结，因为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向他招呼。这种选择就是“义利之辨”。这是小说的基本线索。这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活状态，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这个人物有高力伟、池大为的影子，因为他们都是思考着的中国知识。也许可以说，聂致远身上有更多的正面因素吧，还在坚守着知识应该有的价值底线。
吴投文：阎老师，你的长篇新作《活着之上》书名非常醒目，大致概括了小说的命意。你早先写了一篇文章《无人的》，《活着之上》的主题似乎可以在这篇短文中找到影子，看来你是思考很久了。
这部小说讨论的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知识的社会角色选择。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按市场的、功利主义的去生活，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退守个人空间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化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啊！一个知识，如果没有对生活经验的反思，他就会在这自然而然之中放弃更高的追求、境界，把的当作全部的价值之源，这种放弃抹平了知识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界线。我觉得这种界线还是存在的。知识应该更多地去关心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事情。如果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的全部，那我们每天讲的人文，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阎真：是吧。我这不是一个文学史判断，而是一种情感选择。曹雪芹当年在西山脚下写《红楼梦》，据说是在门头村，我专门去过两次，没有曹雪芹的任何遗迹。曹雪芹胸襟之宽阔，人格之高洁，使我深深震撼。其次，这样写也是为了小说艺术处理的方便吧。我要树立一个标杆，我不能把自己景仰的所有文化名人，如司马迁陶渊明等等，全写出来，虽然他们都在充分地表达“活着之上”这样一种价值选择。曹雪芹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选择，一种人生态度的代表。 阎真：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学教书，已经有30年整，应该说，这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还没有看到一部真正很到位地表现了当代大学校园生活的作品。你也在大学教书，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大的波澜，要在这种相对平静的状态下写出好看的长篇，有它的难度。《沧浪之水》写机关，能够有比较大的起伏，波涛汹涌。《活着之上》就没有。这减少了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可我又不能为了故事性的冲击，把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写成另外一种状态，那不真实。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零距离地贴近生活，就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述生活，但不是照搬生活，而是生活，生活的公共性。 总之，现实主义就是要在平常的生活中写出不平常的东西，写出属于作者个人独到的观察和体验。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场景，我不会写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同时，我又希望自己从日常生活之中写出创造性，写出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为了找到自己想表达的感觉，我思考了三年多，做了2000多条笔记。我的四部长篇，除了第一部《曾在天涯》，其他三部都做了2000多条笔记，反复思考，才动笔写的。 吴投文：小说中的主人公聂致远算得上是一个有骨气、有定力、有追求的知识，他实际上很单纯，与现实格格不入，内心非常，有时也不得不为而，某种潜规则。这种人在大学里很多，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否注入了自己身在大学的切身感受？这个人物也有《曾在天涯》中高力伟、《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影子，但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是这样吗？ 阎真：主人公聂致远有很多纠结，因为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向他招呼。这种选择就是“义利之辨”。这是小说的基本线索。这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活状态，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这个人物有高力伟、池大为的影子，因为他们都是思考着的中国知识。也许可以说，聂致远身上有更多的正面因素吧，还在坚守着知识应该有的价值底线。 阎真：蒙天舒是今日大学校园中的常规人物。这种人有极大的能量，得到了几乎所有的利益。他们在灰色地带上下其手，但又从不越界。这个人物是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当代知识价值观的表征，不越界也是其功利主义的选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类人物功利主义的生活原则，但他又没有什么在规则上越界的事情。当然，这个“界”是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界”，而上、人格上的“界”，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阎真：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按照人格原则，而不是适者的原则去选择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我都没有做极端正面或负面的描写，因为极端状态不是生活的。如果说这个时代知识有最大的悲剧，那么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很难去什么，在功利主义的冲击面前很脆弱。这也包括我自己的状态。没有就没有家园，是弃儿和流浪汉。这就是悲剧。 吴投文：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你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种或者萎缩的人生态度和特征，这些人物身上那种知识的性和与现实的对抗普遍不够，这与我对知识的定位有一定差距，而你对这些人物的或者萎缩怀着某种认同或同情的态度。说实话，我对此颇为困惑，不知道这是你本人的态度，还是你对现实是否怀着很深的无奈？ 阎真：我们不能要求知识是游离了社会大潮的局外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功利主义依托市场获得了上的性。这是我对知识化的理解的基础。当代知识真正能够去做的，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有现实有效性的要求，不是去靠近，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等等，而是坚守一种最基本的人格底线。在市场的背景下，能够有这么一条底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笔下的知识形象都是生活中的弱者，他们没有掌控命运的主动权。毕竟他们是平，而不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他们在上没有那么强大，理想化的性和当然是很不够的。我对他们的表现，是从生活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出发，更不是从的知识概念出发。如果从理想化的观念出发，要么就会造成描写的虚假，不真实，远离生活，要么就会失去普遍意义。而真实性和普遍意义，这是我写作的核心价值观。 吴投文：我理解你的这种价值选择，这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不过这也是我感到有点不满足的地方。我觉得在你的小说中，知识承受的强度可能还是不够，一个知识如果只是守住最基本的人格底线，也许在现实中确实不容易，但也可能失去了一个应该有的标高。你如何理解知识与时代的关系？你怎么看待知识的操守？ 阎线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中篇小说，题目是《沙沙啊，沙沙》。记得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小说被同意当作毕业论文。北大非常宽容，不拘一格，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文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不能用创作替代论文？只要有足够的分量，就应该允许。十多年前，我在另一所大学教书，当时《沧浪之水》已经写完了，希望能够算作科研评职称。我给学校有关部门打了几次报告，一点回音也没有。如果我用了五年时间写出来的东西不能算作，那我在这个地方还有前途吗？在一再要求失败之后，我只好要求调离了。我想说的是，尊重每个人的特点和个性是多么重要。 推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