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建设长三角科创圈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建设城市群科创圈是推动传统制造型城市群向创新型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原动力，其主要特征就在于知识等创新要素在城际间实现无障碍、高效率的跨区流动，因而促进知识等创新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对建设长三角科创圈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已有理论与研究表明，知识流动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因此，从多尺度知识流动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长三角科创圈的建设不仅需要关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也需要关注长三角城市与全国以及全球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以推动长三角城市群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就理论内涵而言，长三角科创圈应该是长三角内部各城市之间以及长三角内部的城市与长三角外部的城市之间，通过位于城市内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全球、国家和区域尺度形成的一种城市群创新空间组织结构。 换言之，长三角科创圈应该是一个多尺度、式的创新空间系统，这一“多尺度、式”的创新空间结构特征也体现了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早期关于大都市带作为内外联系枢纽和创新孵化器两大核心功能的判断。 在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东北沿海大都市带的研究中，戈特曼认为知识和文化引领是大都市带的一项重要功能，其后续研究进一步概括了大都市带的两项核心功能，一是作为贸易、文化、技术和人口流动的枢纽连接大都市带内的城市与外部位于国家和全球尺度的城市，二是作为新趋势、新知识和新发明等重大社会经济变革的孵化器。 在当今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交织背景下，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新的空间单元，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融入国家和全球经济和创新网络。因而，长三角科创圈的建设要突出其“多尺度、式”的空间特征。具体而言，多尺度是指长三角科创圈的建设不仅需要关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知识与创新联系，同时也需要考虑长三角科创圈整体如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需要进一步明确同一城市在不同尺度以及不同城市在同一尺度下的科创功能定位。式是对多尺度空间特征的进一步阐述，强调长三角科创圈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与外部城市间知识流动的重要支撑。 国内外已有研究中，论文合作与专利合作是最常用的衡量知识流动的指标，但论文合作数据更容易反映知识流动的多尺度特征。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城市间论文合作数据对长三角科创圈多尺度知识流动特征进行刻画。 通过Web of Science获取城市间的合作论文数量，笔者构建了长三角科创圈城市间知识流动的多尺度模型，城市间的连线越粗、颜色越深，表示两个城市间的论文合作数量越多，城市间的知识流动越紧密。整体而言，长三角科创圈的知识流动呈现出“多尺度”的空间特征，不仅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存在紧密的知识流动，而且各城市与城市群外部位于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城市也具有一定的知识流动。长三角科创圈的多尺度知识流动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分述如下： 就城市群内部尺度而言，城市间的知识流动表现出强烈的中心城市导向与行政区划导向。一方面，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最为紧密，进一步表明这些中心城市在长三角科创圈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例如，从合作论文的数量看，排在前五的城市对分别为：上海与南京、上海与杭州、南京与杭州、南京与苏州、上海与苏州。 另一方面，江苏与浙江省内的其他城市与南京、杭州两个省会城市的知识流动比与上海的知识流动更加紧密，表明知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行政区划的影响，省内城市间、特别是省内其他城市与省会城市间更易于产生紧密的知识流动。例如，南通与南京的论文合作数量高于南通与上海（尽管南通比南京在地理距离上更靠近上海），类似的还有南京与无锡、南京与常州、金华与杭州等。 就全国尺度而言，长三角城市中承担对外创新联系职能的城市主要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少数几个区域中心城市，而其对外联系的城市则主要集中在、广州、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合肥等省会城市或直辖市。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与国内主要城市的知识流动强度要高于其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强度。例如，上海与的论文合作量是其与南京论文合作量的近3倍。 就全球尺度而言，世界末日最新消息尽管杭州、南京等城市也与全球少部分城市存在较为紧密的知识流动，但上海是长三角对外创新联系职能最主要的承担者。上海与全球城市的合作论文数量占长三角城市群同类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 第一，进一步发挥上海在全国和全球尺度对促进长三角科创圈对外知识流动的作用。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上海与长三角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主要集中在南京、杭州和苏州等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小城市间的知识流动相对松散，但上海对长三角城市群国家和全球尺度的知识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这正从国家和全球尺度反映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内承担的双重作用，即一方面作为龙头城市引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作为枢纽城市推动长三角与国家和全球主要城市的知识流动。换言之，可以通过支持和促进长三角内其他城市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间的知识流动，达到疏解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内的知识流动枢纽职能，以便上海更好地发挥其在全国和全球尺度的知识流动门户作用。 第二，南京、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要进一步明确在长三角科创圈建设中的定位，找准自己在长三角科创圈中的“朋友圈”。不同城市间的合理分工是实现长三角科创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而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南京、杭州在推动长三角内部知识流动方面可以发挥比上海更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南京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论文合作总数已经超过上海与这些城市间的论文合作总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知识流动紧密程度整体上已经超过了上海。 因此，在推动长三角科创圈的建设中，南京、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要与上海形成错位分工的发展与定位格局，在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同时，更加重视主动承担在城市群内部尺度的知识流动枢纽功能。在具体方式上，南京、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应该进一步依托各自都市圈的发展基础，扩展知识流动的辐射范围，形成自己的创新“朋友圈”。基于中心城市与上海之间紧密的知识流动，这些创新型都市圈可以进一步实现相互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收集原因，本文对长三角科创圈建设的分析未能包括安徽省，而近年来安徽的省会城市合肥依托国家综合科学中心的建设，在长三角科创圈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续相关研究将予以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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