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我想写写图书馆。说实话，书念到我们这份儿上，没有恋图书馆的。当年我大学毕业离开北大，内心反复纠结不得释怀，有一大半是因为从此不能再使用世界一流的北大图书馆了。后来无论到哪国哪校留学、生活，第一介意与关心的，也是住处附近有无方便的图书馆。在电子资源尚不能涵盖全部人类知识领域的当下，一排排散发着油墨馨香的书籍无疑象征着人之为世界者的最高成就，是对文明的记录。 会突然想到这个话题，源于昨日被朋友带去大学分校（UCLA）的图书馆查阅资料。UCLA是全美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其图书馆的藏书质量与数量亦在西海岸高校中名列前茅。在大门口，我疑心是否需要掏出证件来登记之类（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的必需手续），但宽敞的接待大厅里居然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大门敞开着，学生模样和非学生模样的人（如我）便地闯入，在任何一个房间里穿梭，没人阻拦，没人翻包，没人刨根问底。我很纳闷，因为在我读书的西北大学，图书馆也是需要学生证才能进入的。朋友解答了我的疑问：大学是公立大学，是倚赖纳税人的钱的，因此校方无资格设立任何屏障“衣食父母”进出。至于靠捐赠的私立大学，则大多不必遵守此类规范。 这个结论是令我惊讶的，因为我在国内就读的两所大学（北大和）也是公立性质，但校外的人若闲着没事儿想到北大图书馆里参观参观，那是绝无可能──全世界最先进的安保系统在每个入口处等着你。就连我这在北大上了7年学的资深校友，若要回母校图书馆自己坐过的旧位子怀旧一番，也要将身份证和校友证押在传达室老大爷处，方可进入阅览室。每次返校，都深感物是人非、恍若隔世，原来想走近知识，如此之难。 米歇尔福柯曾经将知识视为一种话语，是由某些阶级生产出来、用于其他阶级的工具。知识的生产者不仅具体生产着知识的内容，更严格控制其他人获得知识的方式。比如说，在的中世纪，《圣经》被视为解释一切现象的最强大的知识体系，但在天主的下，只有少数精通拉丁文的教士才有资格读圣经、抄圣经，其他人只能通过这一小撮人的口头传教汲取知识。这种情况在印刷术的发明和教的兴起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圣经可以被机器迅速印在纸张上，进而出现在每一个家庭的抽屉里，任人们做出的鉴赏和解读，天主的也就不复存在了。 之所以以这个不太妥贴的例子做比，其实是想纠正我国大学在基本教育上的偏差：公立大学的在于知识而非知识，一所由人民付钱建立起来的教育机构应当培养更加有责任感和感的人民，而非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一小撮人。 在“”的问题上，中国大学其实一直在走下坡，这是与极相抵触的。事实上，一些工人阶级基础雄厚、思想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非常专注于教育事业的平民化。英国早在1969年就由出资建立了以平民教育为主要的大学（Open University），就连大名鼎鼎的社会理论家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也曾在这所几乎不设任何门槛的学校任教。而在我们的国家，这类教育（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往往以用文凭换钱为首要目的。这与公立大学图书馆不许人民进入的性质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少数人垄断了教育资源和知识的，知识才有可能变成商品和牟利的工具。 巧的是，今天下午我收到一位大学教育学博士的邮件。他是挪威人，会讲有限的中文，也曾在生活过。读到我在另一张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大学设立围墙的文章，深有同感，立刻发信过来“倒苦水”，大谈特谈他在北大遭受的“待遇”：进入校园要出示护照，完全禁止进入图书馆……他说，反正感觉上就是“北大不欢迎你”。所幸的是，他只提及表层的感受，并未与我辩驳公立教育的责任与问题，否则我一定。自然而然地，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亚洲大学排行榜”（北大均未入前10）和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爱之深痛之切，一流与否与差不差钱其实并不相干（金融危机之后大学系统大多面临严峻的经费短缺），而取决于教育管理者对知识的态度。我相信，当北大能够满怀自信地、坦然地让一切渴求知识的人进入自己的宝藏随意挖掘，它们才算是真正了“世界一流大学”之。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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