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闻时间研究：基本概念、运作逻辑与制结构——兼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加速”及其异化 新闻活动（系统）中的“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尚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基于时间社会学和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时间是现代社会系统中的根本性存在，也是解释现代新闻业运作、新闻主体关系的基础问题。新闻时间是时间的面向之一，在类型上属于社会时间，但具有“时间的社会性”和“时间的媒介性”双重特征。关于新闻时间的理论阐释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新闻时间是新闻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的行动参照机制，用来协调新闻主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交往与社会行动；其二，新闻时间是一种标准化、时序化的结构，建立起个体与世界的稳定秩序和时间预期；其三，新闻时间是现代新闻业的时间制度，在新闻时间逻辑的支配下，现代新闻业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循环状态中；其四，新闻时间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时间观念、新闻交往、社会行动。在数字时代，“加速新闻业”的实质就是新闻时间逻辑的异化，并由此引发了新闻主体间关系、新闻本体的危机，加速状态下的新闻时间是“”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存在”。 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时间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只是新闻活动和现象的一种自然预设，或者具体而言，指的是影响新闻生产的一个变量。新闻编辑室的工作节奏受到时间条件的约束，记者、编辑需要在时间的价值和压力下作出新闻选择，而时间条件往往又受物质与技术的影响（Tuchman，1973；Usher，2014）。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是新闻得以存在的基础，不断加快的紧迫感是新闻工作的本质（Hughes，2017：58）。除了关注新闻生产的时间性运作之外，新闻本身的时间维度也曾是新闻研究的关注点。新闻叙事包含了时间性，构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杂方式（Neiger，2007；Tenenboim-Weinblatt，Neiger，2015）。时间性也被当作是新闻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新鲜”“及时”“持续性”等价值要素都表明了新闻与时间的关联性。新闻还是一种关乎时间的知识，它通过再现和建构，塑造了人们的现代经验（Zelizer，Tenenboim-Weinblatt，2014：32-49）。概而言之，这些关于“时间”的新闻学研究，遵循的主要是一种线性的、量化的时间认知方式（Barnhurst，Nightingale，2018），并强调新闻的时间性运作是新闻价值观、新闻实践和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Bell，1995）。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新闻-时间”关系的讨论还较为粗疏，且通常将时间问题简化为新闻实践的惯习或规范问题，如同Birth（2012：2）所说“几代人对不同时间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沉淀”罢了。即便我们不从哲学、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讨论复杂而的时间问题，仅从社会领域（新闻活动当然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来考察，新闻活动中的“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尚缺乏真正的理论解释。著名社会理论家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在其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中就谈到时间的根本性问题，系统为了适应时间的不可逆性，会对自己特有的复杂性进行短暂化，这使得系统选择性地以时间先后方式连接诸元素（鲁曼，1984/2021：91-92）。而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视角来看，新闻一方面正是以时间先后的逻辑连接各种社会元素，另一方面新闻系统亦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即一个以时间为连接的系统。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时间社会学的研究蓬勃发展，关于社会运作中时间本体的讨论日益丰富（罗萨，2015；郑作彧，2018；郑作彧，2022）。这些都为新闻学研究中时间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 新闻活动（系统）中的时间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是我们解释现代社会中新闻活动何以可能、新闻业何以运作的关键，也是对数字时代新闻业变动状况进行分析的重要线索。本研究将新闻的时间性当作研究对象，尝试提出“新闻时间”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分析工具，探讨新闻活动与时间之间的隐秘关系，最终现代新闻业运作的基本逻辑，为新闻理论研究开掘新的研究视角。 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时间的流逝是一种自然而然且不可逆的现象，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的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也在人的生命片段组合中被连续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因而，当我们身处于时间中，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成为一项充满困难的任务（Hassan，Purser，2007：8）。而若要理解新闻与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暂时离开形而上学讨论，从社会视角来分析时间议题，厘清时间在社会行动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面向。 通过历史记载可知，古代社会中大型事件是划分历史时间的标尺（Thrift，1990：105-129）。由于并不存在精确的计时体系，驱动古代社会生活安排的是自然时间，即以天文自然规律运转中产生的循环而缓慢的时间，作为古代社会基本的时间结构。人们按照日出日落、四季变化等自然节律作为时间标尺，如以黄河流域气候变迁观测所产生的二十四节气，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农业生产和经济运作的时间参照。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时间并非时间的本质，只是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受制于技术与的一种时间安排。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于自然时间的观测，以及如何划分一天、一月、一年等时间节奏都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从历史社会的视角来看，自然时间同样是一种差异化的、本地化的时间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自然节律的时间安排无法组织起大型社会系统，人们开始发明出如日晷、沙漏、水钟等各种装置来精准测量时间。在，记录时间的工作一开始是一种教活动，由生活极其规律的僧侣完成。他们发明并不断改进钟表，进而让和仪式都有了严格的时间表（泰勒，2018：68）。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需要精确、统一的社会时间安排。不断精确和细分的钟表时间，则为工业生产创造了标准化的秩序以及节奏，又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而当跨地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时，时间的测量也就必须要超出本地化的时间概念，建立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标准时间（standard time）。 当人类的社会行动必须以时间为中介进行协调和组织起来时，时间也就具备了社会意义。换言之，时间不再只是一种线性的流逝过程，而应被看作是质的社会集体生活方式，即“社会时间”（郑作彧，2018：33）。也有学者（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2012：201）认为社会时间可以分为三类，包括结构时间（如城市化、工业化等）、事件时间（如奥运时间）、心理时间（如时间观念、速度等）。不管如何分类，时间之于人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线性的、外在的、不可的自然时间维度，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们共同约定的时间维度。 如果从概念上加以界定的话，社会时间指的是一种通过对诸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加以协调，使社会行动者彼此的行动交织能依其意向在需要的时间点得以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郑作彧，2018：204）。社会时间可以包括至少四个社会学式的命题： 第一，时间是一种协调诸行动者的行动参照机制。第二，时间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纯粹抽象物，而是一个由与行动实践所构成的经验性的社会事实。第三，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行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行动者都会有其时间需求。第四，时间不是僵固的，而是具有时间的动态角力过程（郑作彧，2018：208）。 在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之外，还有一种时间的面向——媒介时间。历史地看，不管是自然时间还是社会时间，人类都需要借助某种技术中介（物）及其内容时间并据此规范个体行动，我们可以将这种基于技术中介的时间概念称之为媒介时间（卞冬磊，张稀颖，2006）。从古代社会的鸡鸣、晨钟暮鼓、日晷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钟表、行程表、预算表……，人们借助物/工具等中介，到时间的同步化和标准化，并以媒介时间为参照安排、组织、协调社会生活。换言之，媒介是社会时间得以嵌入社会的充分条件，媒介时间则是一种技术中介化的社会时间。 在现代社会的运作中，逐渐发展出一种专门的媒介组织——新闻机构，媒介时间延展出一种更“简化”的、具体的面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新闻时间（Journalistic Time）。如果参照社会时间与媒介时间的概念，那么新闻时间指的是：新闻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的行动参照机制，用来协调新闻主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交往与社会行动，在主体与社会世界之间建立连接，是一种制的社会时间形式。 一方面，新闻时间的出现与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新闻时间与媒介时间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新闻时间的形成与工业化、商业化、大众化社会的来临密不可分，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将新闻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之物（或商品）。 由此，我们初步讨论了时间的四种面向——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媒介时间与新闻时间的关联，并对新闻时间概念作出了界定。不难发现，后三者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运作机制的一部分。时间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即“时间的社会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媒介意义（即“时间的媒介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分析。接下来，我们以“新闻时间”作为分析工具，详细讨论新闻时间这一面向的社会意涵，并分析现代新闻业运作的根本逻辑与制度性结构。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往往只是把时间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的要素，而缺乏对其社会意涵的深入分析。作为中介存在的新闻，则沟通了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构建了人与事实世界关系，也勾连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杨保军，2020）。新闻时间则是人们通过新闻展开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的一种社会时间安排，新闻机构连接起个体与社会，媒介技术赋能实现主体与同时代的社会世界之间的同步关系。进一步分析，新闻时间在日常生活世界结构中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社会意涵。 在新闻活动中，新闻主体之间是以新闻的方式建立连接的，这种连接有三个基本维度：第一维度是媒介（物）的连接，即媒介在主体间产生的物质运动；第二维度是媒介所承载的新闻信息（包括信息）的连接，即信息的空间流动以及跨越地理局限的交往活动；第三维度则是通过新闻时间构筑了现代新闻活动的基本行动参照，使得新闻在主体间的流动、主体间的新闻交往活动得以同步展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构成了新闻绵延不绝、不可逆转的生成特征。 当时间脱离了抽象性概念的存在并成为协调社会行动的具体之物时，其便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性象征（埃利亚斯，2014：62）。在新闻活动中，新闻时间首先是记者和编辑在职业活动中的定位机制，从追求新闻采集的“第一性”（firstness）和新闻生产的“死线”（deadline），再到新闻报道中的“即时性”（temporality），时间成为新闻工作中的“强制性因素”。通过新闻的流通和消费，新闻时间则成为个体社会生活及其行动的一种参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具体来说，在现代社会中，全天候的新闻生产展现了世界和社会中的重大变动，而个体通过动态呈现的新闻事件，外部世界的变动，并由此协调自身的行动。只有在新闻时间的稳定运作中，个体才得以有秩序地通过新闻建立当下活动和未来社会行动之间的连接，否则“新闻”无非只一种缺乏时间意味的故事而已。 当然，新闻时间不是自然时间，它是在媒介技术变迁以及主体的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具体而言，媒介技术使得新闻信息跨越地理空间，影响主体的新闻实践，进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力量。同样，人们的新闻接收、新闻消费活动也受制于各种媒介技术的速度，因而新闻时间常常被简化为的“即时性”和新闻文本内容所瞄定的“时间点”。但是，新闻时间的参照性意义不能被简化为媒介技术的时间逻辑，而是必须为经验时间才得以实现（Keightley，2013）。 在现代化过程中，时间从一种松散的自然现象成为了物的可观测的社会事实。而时间既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也是人们应对社会和世界变动的个体现代性经验。时间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和结构化的产物（Hörning，Ahrens，Gerhard，1999），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会塑造不同的社会时间结构。新闻时间，正是伴随着现代新闻业发展历程而形成的一种标准化、时序化的时间结构，并在职业化新闻生产过程中成为脱嵌于个体和媒介机构的存在。 借助现代时间计量工具，新闻活动不再以本地的自然时间作为参照，而是有了一种抽象化、跨地区的统一时间标准。由此，全球新闻活动拥有了同一性时间刻度，其标准化时间单位也可以细分为月（月报）、周（周报）、天（日报、早间晚间新闻等），甚至按照分和秒为标准（电视直播和互联网新闻业的时间单位）。一方面，在持续的新闻报道中，社会事件依照发生时间和重要性依次被媒介化呈现，新闻时间表现为一种时序化的结构安排。另一方面，在新闻消费过程中，个体对现实变化的得以生成，并带来时间流动和社会行动的锚定效应。不难发现，这种新闻时间结构是通过各种媒介技术和报道环节共同作用形成的，标准化、时序化的新闻时间结构塑造了现代新闻业，并改变了个体社会性的时间安排和时间经验。 任何一个现代社会要实现统合、协调的发展，都需要有一套严密的时间框架或时间制度，它是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根本性基础之一（周星，2005）。虽然时间制度的运作受到各种技术中介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由技术应用的关系所决定的。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新闻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协商（当然这一协商过程是历史性的），使得新闻时间呈现出制度性色彩。 制度性的新闻时间表现为新闻机构的节律性、周期性新闻生产活动。新闻的新闻内容生产与，是按照时间制度所组织起来，这也培养了对于新闻的期待、激发了阅读的兴趣和集体的消费习惯。在传统时代，新闻的新闻生产遵循时间节律，人们亦在“约定”的社会时间中获取新闻内容，在漫长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了新闻的时间制度。这里说的时间制度，并非是一种他律性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的制度形式。 新闻时间是区分前现代新闻业与现代新闻业的重要标志。正如Patterson（1998）所说，时间影响每个机构的工作，但很少有像对新闻的影响如此之大。作为一种“时间机器”（time machine），现代新闻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在于对时间的把控。记者不仅需要在的时间里去发现新闻线索、新闻事件，新闻编辑室也需要在环环相扣的运转节奏中制作并新闻产品。在新闻内容的生产、制作、呈现和流通等各个环节，新闻时间都深刻嵌入到现代新闻业的运作中，成为了一种“正常而普遍”的存在状态。盖伊·塔克曼（1978/2022：46-53）的经典研究就分析道，新闻网锚定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新闻生产的工作时间与各类机构的办公时间是步调一致的，并且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作出工作规划。塔克曼用类型化（typifications）这一概念解释新闻工作对时间的运用，即从实践的意图将各类事情区分为不同的新闻故事，因此关键在于“事件如何发生”而非“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实际上正好说明了，在新闻业运作过程中“时间”比“事件”更加重要。 前新闻业时代的新闻是以“事件时间”为导向，即新闻的运作是根据行为和事件的持续时间和速度来确定的，而现代新闻业就是一种抽象的“时间导向”，是根据媒介技术及其生产流程所展开的（黄旦，2019）。作为社会时间的一种类型，新闻时间意味着新闻工作中的特殊时间规范，并体现在记者的新闻实践和受众的新闻消费中。在媒介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建构下，新闻时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发展，并深刻影响和塑造现代新闻业的运作状态。进一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新闻业的时间运作逻辑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又是如何塑造了新闻的形态？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新闻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展开分析。 在资本主义萌芽、印刷术与现代航运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5-16世纪的欧洲了从手抄到现代早期的演进。此前由于抄写技术的，“前新闻业时代”的新闻信息在时间上并未呈现任何规律性，信息速度也十分缓慢。但古登堡印刷术普及后，各类印刷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信息效率得以快速提升，技术的进步使得新闻活动的时间性问题愈发重要，印刷周期开始缩短，信息的节奏加快。同时，这种印刷术带来的社会“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共同体想象，一方面有利于启蒙的，另一方面则刺激了现代新闻业的发展。 历史地看，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媒介技术革新以及人们交往方式变迁下的产物。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资产阶级的爆发，为现代新闻业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17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民族国家的建立推动了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欧洲各地的邮政线和私人快递服务的逐渐改善，使得定期的邮件和通讯投送得以实现（Slauter，2015：20）。到了18世纪，在新闻收集方面，“船舶新闻”（ship news）和“邮政新闻”（post news）兴起，新闻流通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欧洲陆续爆发资产阶级，推动废除了各种报刊性政策，定期印刷出版的新闻（日报、周报或半月刊）开始在英国和地区流行开来。 早期现代新闻业受制于通信技术条件，新闻机构的时间运作状况并不稳定。刊载的大多是收集到的各类讯息，记者自发采集的信息较少，而在信息的地域分布上多是本国（地）发生的事件，远距离、跨地域间的信息交往受到时空的。一直到19世纪，电报技术的发明和全球航运、铁交通网络的逐渐完善，新闻机构开始形成较稳定的时间制度。马克思所说的“时间消灭空间”，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社会背景下的新型世界交往方式，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跨越空间和地域流动时，人类的信息交流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闻业运作的时间逻辑被现代性所塑造，新闻时间的权威形成则与新闻行业的专业知识生产相关。1894年出版的《进入新闻的步骤》（ Steps Into Journalism：Helps and hints for young writers）一书中，新闻时间被等价为机构收益，并强调“新闻的第一要素是出版，如果不能被及时送到编辑手中，就会被削减、压缩甚至”（Shuman，1894：101）。而时间作为“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则出现在1911年出版的《新闻业的实践》（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a Treatise on News Making ）一中。在该书所列举的六个新闻价值特征中，新闻时间被定义为“及时性”（Williams ， Martin，1922：213），并作为现代新闻业的新闻价值核心要素一直沿用至今。 在20世纪初的新闻教科书影响下，新闻时间作为新闻价值之一的权威性得以形成，并逐渐成为新闻教育者和从业者共同认可的核心概念。如果我们跳出新闻领域审视，新闻时间的制历史及其权威的形成过程，也是新闻时间嵌入社会时间结构的过程，也意味着新闻时间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从时间的社会性来看，时间对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安排来自于它对人们的行为结构和协调的规范性影响（Bergmann，1992：99）。新闻时间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时间概念，新闻本身就为人们生活提供连续性的时间坐标来实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建构（邵培仁，黄庆，2009）。在现代社会系统中，新闻系统可以协调、组织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因而新闻时间便作为协调人们行动和互动的“时间参照”，发挥着时间的社会性功能。举例来说，关于社会重大变动的新闻发布会，就会对该时间节点后的社会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改变社会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新闻时间的社会性功能需要进一步分析。 1. 新闻时间协调人们日常生活节奏。当新闻时间嵌入社会时间结构，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时间类型，日常生活中的新闻就以紧密的序列排列呈现，从而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规划和行动安排。 2. 新闻时间塑造“新闻事件”并影响此后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如前所述，时间成为新闻组织运作的制规范，新闻不仅有着特定的生产节奏，给受众一种全新的时间，同时也形塑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理解和行动。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了现代新闻业运行的底层逻辑，即以新闻时间为“基点”组织、协调日常新闻生产与活动，并形成了一种制的社会时间安排与权威。新闻时间塑造了新闻工作者新闻选择、新闻生产的职业惯习，也在新闻机构运作中逐渐形成新闻行业的普遍规范，即新闻所共同默认的时间制度。经过经典教科书中新闻价值的理论“包装”，新闻时间不但确立了权威地位，而且通过知识的代际传承得以“再生产”。如此一来，现代新闻业的“发条”已经上满，一整套工业化、规模化的新闻生产链条转动起来，标准化的新闻“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现代新闻业处在一种“永不停歇”的状态之中。 当然，我们以机器化的工业生产作为比喻来形容现代新闻业的运作机制，并不是将新闻业等同于一般的经济社会部门，而是指出现代新闻业是不会停歇的，概因其运作的“基点”是现代社会系统的根本性存在——时间。正如上文所论述，新闻时间将个体与同时代人的世界连接起来，这种连接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而是具体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参照。首先，在人们的社会时间结构之中，新闻时间主要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面貌出现。从早报、晚报到电视新闻节目日程表，再到数字时代以分钟和秒为单位时间的在线新闻推送，新闻时间影响了人们的社会时间和日常生活安排，中介了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其次，新闻时间让随机发生的社会事件，变成了规律性的“新闻事件”，并由此中介了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最后，新闻时间在制造“当下”感的同时，重新建立了过去、现代与未来的统一，在媒介化社会的中，这种“统一体”改变了线性的时间观，“当下”的观念塑造并维系了人们所处的同时代人的社会世界。 社会时间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同时也框架了个体的生活形式，定义了社会群体的互动规范（Ling，2012：35-56）。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间规范也表现为一种关系。如果说早期农业社会的时间管理还是由人控制的状态，那么工业文明所创造出的社会世界，就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体制，而是出来的时间体制支配着所有人，时间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吴国盛，2006：100）。 作为中介的时间完美地嵌入到社会运作中，以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毫无察觉到时间的支配。在现代时间观念的支配下，时间本身就是价值的来源，如马克思所论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最大的价值就必须通过最快的速度来获取。实际上，在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中，速度作为核心概念被反复探讨。从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说、鲍曼（Zygmunt Bauman）的“液态的现代性”、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到罗萨（Hartmut Rosa）的社会加速理论等等，都体现了当今社会是一个以“时间加速”为主要特质的“速度社会”（郑作彧，2014）。现代社会的加速逻辑，则与整个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并对当代社会的结构和文化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Rosa，2003）。在罗萨看来，社会加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由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三个维度共同组成。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三种动力的影响下，三种加速维度相互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加速循环（2015：94-96）。 同样，在媒介技术加速、产业资本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节奏加速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时代的新闻业运作追求极致的时间效率，新闻采集、生产和的速度不断加快。上文已指出现代新闻业运作的时间逻辑与制度性结构，但我们同样需要对新闻时间本身展开，数字新闻业在即时性和同时性的时间压力下，可能正在催生出超负荷“加速”运作的新闻业，新闻时间可能“异化”，这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人与社会世界的连接关系、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 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Schudson，1986；Tuchman，1972）一般将新闻时间分为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由内而外（inside-out）的驱动因素，如的工作日程安排，自主选择报道内容、投入时间或报道方式等；另一种则是由外而内（outside-in）的影响因素，如的突发事件和社会中权威机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等。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分隔内外时间工作机制的边界也在发生变化（Carlson，2015：2）。传统新闻工作中形成的时间惯习已经被网络化、技术化的方式替代，用户期望了解最新、最快甚至是没有时间延迟的消息，这不仅改变了新闻的制作和方式（Rieis et al.，2015），而且将新闻工作的日程从质化的“任务取向”迅速转向量化的“时间取向”（Thompson，1967：61）。数字时代的新闻工作，突出表现为量化时间的工作取向，不断细分的新闻时间单位，以及加速的新闻节奏。 不断前移的截稿时间，加剧了新闻工作者的时间压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Schlesinger（1987：83）就将英国公司的新闻生产工作描述为一种“停表文化”（stop-culture），记者需要在的截稿时间之前传回编辑部以供信息及时播发。而数字时代的新闻周期（即从一个事件发生到新闻发布之间的时间间隔）已经大大缩短，新闻工作中出现了“不打烊的编辑部”、永动机式的工作模式和焦虑的新闻工作室文化（王海燕，2019）。一定程度上讲，7/24的新闻时间安排（7天、24小时不间断）成为了数字新闻工作的“新常规”，这使得有节律的、有节奏的新闻时间安排，变成了没有间歇、永不停顿的线性时间。 “平台化”对新闻工作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亦改变了新闻时间的面貌。数字新闻业的工作内容、操作程序、工作平台等与传统新闻业有着较大不同，新闻系统本身越来越复杂。 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不无担忧地谈到，“今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机器所塑造和控制”，而“机器的臣服者绝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机器，他们自己被媒介所俘获，成为媒介的产物”（转引自克拉里，2015：53-54）。长期以来，在新闻时间性上新闻机构强调“第一时间”的价值，而这种则建立在媒介技术和依照技术逻辑的经济社会结构基础之上。19世纪30年代开始，新闻业的时间运作逻辑就与商业贸易的时间周期重叠在一起，商业贸易通常以一天为交易单位，也以“日”为单位出版。而电报技术的应用则巩固了新闻的商业逻辑，新闻的价值被定义为最新的而不是最好的信息（Carey，1986：164）。 在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看来，数字技术在推动如何制造、体验新闻时间等方面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任何对于当代新闻业的时间性讨论都是基于数字时代平台所带来的影响（Zelizer，2018）。不难发现，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呈现出一种更为混杂（hybrid）的状态：技术思维和平台逻辑深刻嵌入新闻机构之中，从新闻采集、生成、流通到反馈，人类行动者和行动者（算法、人工智能等）的行为相互交织，带来了新闻场域的巨大变化；新闻工作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信息采集、筛选与推送都更多地依赖于平台的算法技术。有学者分析道，杂合体新闻业的兴起使得“强结构式新闻再生产”逐渐被、联结且高度易变的“弱结构式新闻再生产”所取代（姜华，张涛甫，2021）。 由此，加速状态下的新闻业转向了高度情的注意力经济追求，而新闻流通和消费的时间性也变得更加游移不定（Harsin，2014）。换言之，数字中的新闻时间不再由记者所垄断，更多地受制于技术基础设施设定的新闻节奏（Ananny，Finn，2020）。 在各种加速因素的作用下，传统新闻业中规范化、工业化和标准化的时间结构被改变，碎片化、实时化和弹性化的动态新闻结构正在生成。换言之，数字语境中新闻的采集、生产和流通的时间约束发生了质变，新闻时间正在朝向液态化、非时性的存在，并深刻影响着新闻活动的形态与过程。 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工业化新闻活动中，标准化的新闻时间结构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行动参照机制，然而在加速新闻业生态中，新闻时间结构和形态异化，新闻主体关系亦可能异化。 首先，这种非标准化、去时序化的时间，削减了新闻作为个体参照性的社会意义和功能。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1：530）所谈到，加速状态溶解了新闻时间与空间的运作逻辑，造成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的消失，最终形成一种“没有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新闻时间被剥去了其社会意涵，不再象征社会生活该如何运作，退化为一种无序化、原子化的时间碎片存在。由于缺乏意义上的价值锚定，这样的“新闻”或许无法把各个事件结合起来并建立起一种持续的关联，个体接触到的永远是突发性的、无法预料的事件的接替序列，新闻本体可能变成“没有时序的罗列”。 其次，在以速度为中心的新闻生态中，新闻主体间关系可能发生异化。一方面，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和时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新闻生产进入到了效率的极致化状态，量化的时间取向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时间秩序，7/24的新闻工作安排被视为理所当然。对于新闻速度的追逐，使得新闻业陷入了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2008：69）所说的一场“超额”完工的游戏之中。另一方面，在加速过程中，新闻时间的社会意义却可能消减，新闻时间反而成为一种“非时”的存在，个人对社会事件进行的联系、定向等认知综合随之受到影响（徐律，2020）。 再者，新闻时间的异化可能会带来当代新闻业的生态性“危机”。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新闻时间结构带来的是一种可预期的时间秩序，使得人们通过新闻开展日常生活、建立与共同世界的连接时，有一个核心行动依据来进行社会互动的协调。然而在加速新闻生态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被信息塞满，新闻的全时性存在造成了“信息过曝”，超量的信息使得时间参照成为了失真的存在，深刻影响了个体的社会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技术语境下，新闻时间的加速也造成了一种能动性的反向运动，即人与社会世界连接的“减速”。具体来说，当记者了报道中解释性的时间时，新闻就像是一个单调的、自动重复的循环，新闻本体的意义缺失（Sheller，2015）。而永远在线的新闻连接让个体更难以通过新闻获取社会，并其采用“断连”等方式，重建与新闻、与他者、与社会世界的连接。 我们认为，加速状态下的新闻时间逻辑需要有所调整，或者说需要被“重置”。“重置”并不是回到数字时代之前的新闻活动状态，而是追求良性的新闻运作生态。它涉及到各种适应媒介变化的措施，如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需要重新认识新闻时间的社会意义，协调在复杂的数字下的新闻工作节奏、新闻时间安排以及主体间的新闻活动，让新闻业及其从业者从加速的时间负荷中出来。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根本性转变速度中的传统观念，从技术应用到技术善用，让记者收回对于新闻周期和报道议程的掌控（Zelizer，2021）。如何“重置”加速生态中新属牛的今年多大闻业的时间逻辑，这是另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议题。 本研究从时间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新闻业运作中的时间逻辑，探讨了时间的不同面向并尝试提出“新闻时间”这一核心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本文对新闻时间的基本概念、基本意涵、运作逻辑与制结构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强调从社会行动的视角分析“时间的社会性”，认为社会时间是一种“何时”（time-when）时间，是人们为了协调社会行动及其网络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制机制（郑作彧，2018：274-275）。本文认为，新闻时间在类型上仍然主要是一种社会时间，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新闻时间除了协调社会行动、将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简化之外，还是一种标准化、时序化的结构和稳定的时间秩序，它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在新闻机构和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概括起来讲，本研究发现新闻时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论题。 第一，新闻时间是新闻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的行动参照机制，用来协调新闻主体（行动者）间的新闻交往与社会行动。新闻时间是社会时间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在媒介技术基础上展开的时间面向，表现为通过媒介连接社会系统中的各类行动者，因而新闻时间具有“时间的社会性”和“时间的媒介性”双重特征。 第二，从新闻学的视角看，新闻时间是新闻活动中标准化和时序化的结构，也是人们应对社会和世界变动的个体现代性经验。新闻时间建立了一种连接的秩序，人们得以与同时代人的世界建立起日常的、持续性连接，并共享新闻时间与时间经验。 第三，新闻时间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现代新闻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时间制度。现代新闻业以新闻时间为“基点”，组织、协调日常新闻生产与活动，并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时间安排与权威。在新闻时间逻辑的支配下，现代新闻业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循环状态中，这是由现代社会系统的根本性存在——时间所决定的。 第四，新闻时间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在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中至少发挥了三种社会性功能：协调人们日常生活节奏，通过新闻时间的有序嵌入，新闻与社会生活步调保持一致；新闻时间塑造常规的“新闻事件”，并以此影响人们的社会行动；新闻时间建构人们的“当下”观念，使得同时代人的世界经验保持同步，新闻交往得以发生。 上述四个方面，就是本研究关于新闻时间问题的基本理论阐释。我们尝试以新闻时间为概念工具，解释现代新闻业运作的根本逻辑以及新闻之于社会的中介存在，并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展开性分析。 “加速社会”来临是当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征。在媒介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资本流动加速、生活节奏加速等多种因素及其加速循环作用下，数字新闻业呈现出与传统新闻业不同的面貌：7/24的新闻时间成为数字新闻工作的“新常规”，新闻工作“永远在线”，新闻消费“永远连接”；在以平台为基础设施所设定的新的新闻时间制度下，工具的扩张可能造成新闻、新闻时间异化。数字新闻业对时间效率和速度的极致追求，新闻时间的序列感消失，新闻成为一种无序化的事件碎片。加速状况下的新闻时间是“”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存在”。而新闻时间异化则进一步造成新闻主体间关系的异化，新闻时间的象征性意义被消解。最后，加速新闻业缺乏时间预期和时间秩序，信息过爆导致了新闻本体意义的缺失，当代新闻业的生态性危机也随之而来。 一个超负荷的“加速新闻业”，实质就是新闻时间逻辑的异化，这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主体与社会世界之间的连接关系、主体的社会互动与社会行动等产生深远影响。面对加速生态导致的一系列危机，我们亟需对现代新闻业运作的时间逻辑进行“重置”，从新闻时间的维度进一步研究、分析与反思。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而社会学系统理论关于时间问题的根本性探讨，以及实践理论在新闻研究中可以发挥的理论潜力，这些都为未来的新闻时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在数字语境下，新闻学研究正在经历空间、情感、物质等各种新的研究范式转向（turn），而新闻—时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刚刚，新闻研究的时间转向值得期待。新闻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新闻业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的新视角，具有成为勾连宏大理论和微观经验的中层理论的潜力，可以成为探讨数字新闻业转型的核心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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